1953年3月5日，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在莫斯科逝世，这个统治苏联近30年的铁腕领袖，其离世不仅震动了苏联，也深刻影响了当时的中苏关系乃至世界格局。彼时的新中国，成立刚满4年，正处于百废待兴的建设初期，与苏联保持着密切的同盟关系。但鲜为人知的是，斯大林的去世，让搁置多年的外蒙问题重新被提上日程。毛主席抓住这一历史契机，再次向苏联方面提出归还外蒙的要求，可面对中国的诉求，刚上台不久的赫鲁晓夫却给出了一句耐人寻味的回应：“此事与我无涉。”
这句看似置身事外的回答，背后是复杂的历史纠葛、大国博弈与时代局限。外蒙的独立，从来不是单一事件导致的结果，而是从清朝末年开始，历经北洋政府、国民政府，再到新中国成立初期，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变迁、列强干预、国内动荡共同作用的产物。要读懂赫鲁晓夫的回应，读懂毛主席索要外蒙的初心，就必须回溯这段波澜壮阔又令人唏嘘的历史，看清外蒙从中国领土的一部分，逐步走向独立的完整脉络。
外蒙，也就是如今的蒙古国，位于中国北部，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接壤，总面积156.65万平方公里，主体民族为喀尔喀蒙古族，历史上长期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早在先秦时期，外蒙地区就纳入了中国的版图，此后历经秦汉、隋唐、元明清等朝代，始终处于中国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。直到清朝末年，随着清王朝的衰落，国力衰退，无力抵御列强的侵略，中国逐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，外蒙问题才开始浮现，成为困扰中国近百年的历史难题。
清朝中后期，清政府对边疆地区的管控逐渐松弛，加上西方列强的不断渗透，外蒙地区的局势开始动荡。19世纪末，沙俄凭借地理优势，开始逐步向外蒙地区渗透，通过经济援助、文化输出、军事威胁等方式，拉拢外蒙的封建王公贵族，试图将外蒙从中国分裂出去。当时的清王朝，内有太平天国运动、义和团运动等农民起义的冲击，外有列强的瓜分蚕食，国库空虚，军备废弛，根本无力应对沙俄在外蒙的渗透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外蒙地区的离心力越来越强。
1911年，辛亥革命爆发，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，清王朝覆灭。这场革命虽然结束了封建统治，却也导致中国陷入了军阀割据、四分五裂的局面。北方的北洋政府虽然名义上统一了全国，却无力掌控全国局势，各地军阀拥兵自重，相互混战，根本没有精力关注外蒙地区的事务。就在此时，外蒙的封建王公贵族，在沙俄的怂恿和支持下，趁机发动叛乱，于1911年12月宣布“独立”，成立“大蒙古国”，推举活佛哲布尊丹巴为“皇帝”。
事实上，当时的外蒙民众，大多并不认同“独立”，外蒙的分裂势力也缺乏足够的实力支撑其独立地位。因此，在叛乱爆发后不久，外蒙的部分爱国人士就向北洋政府申请援助，希望能够恢复外蒙的自治权，重新回归中华民族的怀抱。他们清楚地知道，外蒙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、文化联系和民族情感，脱离中国，外蒙根本无法独立生存。
可此时的北洋政府，正深陷军阀割据的泥潭，袁世凯为了争夺总统之位，忙于与各地军阀周旋，根本无力抽调兵力援助外蒙，也无法满足外蒙民众提出的自治要求。不仅如此，北洋政府还受到沙俄的强大压力，沙俄明确表示，不承认北洋政府对於外蒙的主权，要求北洋政府承认外蒙的“独立”地位，否则将出兵干涉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北洋政府只能对於外蒙的局势听之任之，外蒙的分裂势力得以进一步发展。
1917年，沙俄爆发十月革命，推翻了沙皇专制统治，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——苏维埃俄国。十月革命的爆发，改变了外蒙的局势，也为北洋政府收回外蒙提供了契机。当时的苏维埃俄国，正处于内战之中，无力对外蒙进行干预，同时，苏维埃政府为了争取中国的支持，曾多次发表声明，表示愿意放弃沙俄时期在中国获得的一切特权，包括对外蒙的控制，承认外蒙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。
抓住这一契机，北洋政府于1919年派遣徐树铮率领西北边防军进入外蒙，一举收复了外蒙，取消了外蒙的“独立”地位，恢复了中国中央政府对外蒙的管辖。徐树铮进入外蒙后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，整顿外蒙的吏治，发展外蒙的经济和文化，试图巩固中国对外蒙的统治。但好景不长，1920年，北洋政府内部爆发直皖战争，徐树铮被迫率领军队撤回内地，外蒙的局势再次陷入混乱。
徐树铮撤军后，外蒙的分裂势力再次抬头，同时，白俄军队也趁机进入外蒙，与外蒙分裂势力勾结，企图重新控制外蒙。为了打击白俄军队，稳定外蒙局势，苏维埃俄国（此时已改名为苏联）于1921年派遣军队进入外蒙，与外蒙的革命力量合作，击败了白俄军队和外蒙的封建分裂势力。但苏联军队进入外蒙后，并没有撤军，反而开始逐步控制外蒙的政权，扶持外蒙的亲苏势力，为外蒙的独立埋下了伏笔。
1921年7月10日，在苏联的支持下，外蒙成立了君主立宪政府，后将7月11日定为国庆日，1925年3月，外蒙的革命政党改称蒙古人民革命党，逐步建立起苏维埃式的政权。1924年，外蒙废除君主立宪制，成立“蒙古人民共和国”，宣布独立，而苏联则成为第一个承认外蒙独立的国家。此后，苏联通过经济援助、军事支持、文化渗透等方式，逐步加强对外蒙的控制，将外蒙打造成自己的势力范围和战略缓冲区。
对于外蒙的独立，当时的北洋政府和后来的国民政府，始终没有正式承认。北洋政府曾多次向苏联提出抗议，要求苏联撤军，恢复中国对外蒙的主权，但由于国力薄弱，加上国内局势动荡，这些抗议都没有起到任何效果。国民政府成立后，也一直坚持外蒙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，拒绝承认外蒙的独立地位，双方就外蒙问题的分歧一直存在。
外蒙的地位真正被改变，发生在二战后期的雅尔塔会议上。1945年2月，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尾声，德国法西斯即将覆灭，日本法西斯也已是强弩之末。为了促使苏联尽快出兵中国东北，对抗日本法西斯，美英苏三国在苏联的雅尔塔召开会议，达成了著名的《雅尔塔协定》。在这场会议上，美英两国为了自身利益，不惜牺牲中国的利益，与苏联达成秘密协议，其中明确规定：外蒙保持现状（即承认外蒙的独立地位），苏联在中国东北获得特权，包括租用旅顺港、控制中东铁路等。
当时的苏联，在苏德战场上取得了决定性胜利，军事实力空前强大，成为世界强国之一。苏联认为，外蒙位于苏联的南部边境，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，将外蒙打造成独立的国家，可以作为苏联的战略缓冲区，阻止来自南方的威胁，保障苏联的国家安全。而美英两国，为了确保苏联能够按时出兵中国东北，加快日本法西斯的覆灭，减少自身的伤亡，不惜牺牲中国的利益，对苏联的要求全盘接受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《雅尔塔协定》中虽然明确了外蒙的地位，但也写明了需要得到中华民国政府首领蒋介石的同意。斯大林曾明确表示，何时通知中国政府《雅尔塔协定》的内容，由苏联决定，而美国则承担着促使中国政府接受该协定的任务。由于美苏联手对中国进行消息封锁，国民政府代表团在赴苏谈判前，未能进行充分的准备和研究，这也导致了后续谈判中的巨大被动和判断失误。
1945年6月，国民政府派遣宋子文、王世杰等人前往莫斯科，与苏联进行谈判，商讨签订《中苏友好同盟条约》的相关事宜。谈判过程中，苏联方面态度强硬，明确要求国民政府承认外蒙的独立地位，否则就不出兵中国东北，同时还提出了一系列在中国东北的特权要求。此时的蒋介石政府，面临着巨大的压力：一方面，日本法西斯还在负隅顽抗，中国战场的局势依然严峻，迫切需要苏联出兵支援；另一方面，苏联的军事实力空前强大，蒋介石清楚地意识到，中国根本无法与苏联抗衡，一旦得罪苏联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与此同时，苏联向蒋介石政府提出了一项极具吸引力的条件：日本战败后，苏联只承认国民政府的合法性，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政权，同时承诺不干涉中国的内政，支持蒋介石政府统一中国。对于蒋介石来说，这一条件极具诱惑力，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势力不断发展壮大，已经成为蒋介石政府的最大威胁，能够得到苏联的支持，打压中国共产党，是蒋介石迫切希望的。
经过反复权衡，蒋介石最终决定妥协，放弃外蒙的主权，承认外蒙的独立地位，以此换取苏联的支持和出兵。蒋介石当时曾私下表示，只要中华民族能够强大起来，外蒙迟早会重新回归祖国的怀抱，现在的妥协，只是权宜之计。1945年8月14日，国民政府与苏联签订《中苏友好同盟条约》，正式承认外蒙的独立地位，这也标志着外蒙的独立得到了中国官方的承认，成为既定事实。
1949年10月1日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，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，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，同时也没有放弃对外蒙问题的关注。毛主席始终认为，外蒙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虽然国民政府已经承认了外蒙的独立，但这是在苏联的压力下，被迫作出的妥协，并非中国人民的真实意愿，因此，新中国成立后，毛主席多次向苏联方面提出，希望苏联能够协助中国，让外蒙重新回归中国。
事实上，早在1949年1月31日至2月7日，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受斯大林委托，访问西柏坡，与毛主席、周恩来、任弼时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进行会谈，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以中共主要领导人的身份同苏共代表面谈，意义十分重大。在这次会谈中，毛主席就曾主动询问米高扬，苏联如何看待内外蒙的统一问题，米高扬则回应称，苏联不支持内外蒙的统一，因为这会使中国丧失很大一块领土。这也意味着，斯大林时期，苏联根本不愿意放弃对外蒙的控制，也不同意外蒙重新回归中国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中苏两国建立了同盟关系，苏联成为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，并在经济、军事、技术等方面给予新中国大量的援助。但即便如此，在了你外蒙问题上，苏联方面始终态度强硬，对于毛主席提出的归还外蒙的要求，一直采取拖延、回避的态度，始终不给予明确的答复。毛主席深知，当时的新中国，国力还比较薄弱，需要苏联的援助，因此，在斯大林在世期间，并没有过分逼迫苏联，只是一直坚持自己的立场，等待合适的时机。
1953年3月5日，斯大林逝世，赫鲁晓夫在苏联的权力斗争中逐步崛起，成为苏联的最高领导人。赫鲁晓夫上台后，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，需要得到中国的支持，因此，对於中国的态度，相比斯大林时期，有所缓和。毛主席敏锐地抓住这一历史契机，认为这是重新提出外蒙问题的最佳时机，于是，在随后的中苏会谈中，毛主席再次向苏联方面提出归还外蒙的要求，希望赫鲁晓夫能够正视历史，协助中国实现国家统一。
在一次中苏高层会谈中，周总理受毛主席委托，向赫鲁晓夫问及：“若外蒙愿意和中国统一，苏联方面的看法如何？”面对周总理的询问，赫鲁晓夫陷入了沉思。当时的赫鲁晓夫，刚刚上台，地位还不稳固，一方面，他需要得到中国的支持，不能轻易得罪中国；另一方面，苏联已经控制外蒙多年，外蒙已经成为苏联的战略缓冲区，放弃外蒙，会损害苏联的国家利益，也会遭到苏联内部强硬派的反对。
经过短暂的思考，赫鲁晓夫给出了一句看似中立，实则推卸责任的回应：“此事与我无涉。”这句话的意思很明确，外蒙是否与中国统一，是中国和外蒙两国之间的事情，与苏联没有关系，苏联不会干涉，也不会提供任何协助。表面上看，赫鲁晓夫是在尊重中国和外蒙的主权，实际上，这是一种推卸责任的做法，因为他清楚地知道，外蒙的政权始终受苏联控制，没有苏联的支持，外蒙根本不可能主动与中国统一，这句话，其实就是间接拒绝了中国的诉求。
赫鲁晓夫的回应，让毛主席和周总理都清楚地认识到，想要通过苏联的协助，让外蒙重新回归中国，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但毛主席并没有放弃，此后，中国方面还曾多次试图与外蒙方面进行沟通，希望能够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，解决外蒙的回归问题，但由于苏联的暗中阻挠，加上外蒙亲苏势力的反对，这些沟通都没有取得任何效果。
更重要的是，赫鲁晓夫回到苏联后，于1956年在苏共二十大上发表了著名的“秘密报告”，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错误，这一报告不仅在苏联内部引发了巨大的震动，也对中苏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中国共产党对於赫鲁晓夫的“秘密报告”持反对态度，认为赫鲁晓夫的做法，是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，也是对历史的不尊重。随着双方在意识形态、国家利益等方面的分歧越来越大，中苏关系开始急剧恶化，从最初的同盟关系，逐渐走向对立。
中苏关系恶化后，中国与苏联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，双方在军事、外交等多个领域展开了对抗，此时的中国，已经不可能再向苏联提出归还外蒙的要求，外蒙问题也因此被暂时搁置。而外蒙方面，在苏联的长期控制和扶持下，逐步巩固了自己的独立地位，与中国的联系也越来越疏远，最终彻底成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。
回顾外蒙独立的整个历史过程，我们可以发现，外蒙的独立，是多种历史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，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任何一方。清朝末年的国力衰退、军阀割据，是外蒙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；沙俄和苏联的干预、扶持，是外蒙能够实现独立的重要外部因素；美英两国在雅尔塔会议上的妥协，牺牲中国利益，为外蒙的独立提供了国际条件；而国民政府的妥协退让，则最终确认了外蒙的独立地位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毛主席之所以坚持索要外蒙，并非是要强行改变既定事实，而是出于对国家领土完整的执着，出于对历史的尊重，出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。毛主席深知，国家领土完整，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尊严所在，外蒙作为中国历史上的固有领土，虽然暂时脱离了中国，但中国人民始终没有忘记这段历史，始终期盼着国家能够实现真正的统一。
赫鲁晓夫一句“此事与我无涉”，看似置身事外，实则反映了当时大国博弈的复杂与残酷。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，苏联作为世界强国，始终将自身的国家利益放在首位，外蒙作为苏联的战略缓冲区，苏联不可能轻易放弃对於外蒙的控制，赫鲁晓夫的回应，既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，也是为了维护苏联的国家利益。
1949年10月6日，新中国与外蒙建立了外交关系，这一举措，标志着中国正式承认了外蒙的独立地位，也意味着，外蒙的独立，成为了不可逆转的历史事实。如今，外蒙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，与中国保持着平等互利的外交关系，两国在经济、文化、军事等多个领域展开了广泛的合作，共同推动着地区的和平与发展。
参考资料
1. 《中苏关系史纲》，沈志华、杨奎松、李丹慧、栾景河合著，新华出版社，2007年1月版
2. 《中华民国史》，李新主编，中华书局，2011年版
3. 《蒙古通史》，乌云毕力格主编，内蒙古大学出版社，2015年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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